01

脱离技术角度，从宏观层面上讲，当今 AI 将会带来的影响在翟东升老师的一场演讲中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也是我近期看到的、感受到的最具宏大、最有全球视野的视角。

翟东升老师作为作为长期观察国际政治经济和中国发展的知名学者，也毫无疑问是智库成员，在这个总结性、即兴的演讲中将 AI 与全球制造业格局、意识形态乃至国家治理结合起来。

我首先抽象出了（基于事实）几大观点，同时在02部分结合翟老师的分析，在03部分会作批判性分析思考（毕竟是即兴演讲，同时，也是位置所限带来的立场要求）。

原视频链接：人工智能与新型工业化大讲堂即兴总结演讲

核心洞察：

能否借助人工智能，终结全球制造业不断升级、成本不断降低并转移的运动轨迹，把全世界制造业终结在中国，不再转移？（终结制造业中心转移的历史周期律）
未来中美在大模型（国内和全球市场）的争夺，就是竞争全球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需要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概念来讨论人工智能主导权。
大数据、AI 带来的整个世界治理过程大大扁平化。自古以来的皇权、相权、官僚阶级的博弈，可能迎来历史的终结或大转弯。
世界正进入新的意识形态竞争阶段，不同于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共产主义的三方博弈，新格局是衰落中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两种“加速主义”（左翼加速主义/民本主义与极右翼加速主义/黑暗启蒙）的对决。

02

关于制造业中心的转移

“全球产业转移…中心点它是一直在转移的…过去600年的全球生产中心的转移…”

翟老师首先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切入，回顾了过去六百年全球制造业中心几经易手的历程——从东亚（明代前）到欧洲（大航海时代），再到英美，而后是日、韩台港新，最终在近几十年“回归”中国东南沿海。他将其归结为一种类似物理“重力”的规律：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必然导致资本寻求成本洼地，从而引发产业中心的周期性转移。这是历史的常态，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自2012年起，制造业已开始显露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转移的迹象，贸易战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尤其是苹果、亚马逊等的产业链。

“历史能否终结？我们通过人工智能能否把这样一个600年的转移的历史给它终结掉？”

对于这一周期转移，翟老师提出了一个极具雄心的设想：人工智能，特别是其驱动的深度自动化（如“黑灯工厂”），是否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反重力”引擎？当生产过程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降至极低时，要素成本的地理差异便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凭借在AI应用和制造业生态上的优势，打破这一历史周期律，将全球制造业的重心“终结”并稳定在中国？这不仅关乎经济，更被翟老师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长葆青春”的战略高度。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视频中的很多观点让我觉得这能说？这也是翟老师一贯的风格），这并非双赢游戏，在全球舞台中心的争夺上，某种意义上是零和博弈，目标是让潜在的接棒者（如印度）梦想落空。

大模型的意识形态

“语言大模型的底层是价值观…图形大模型的底层是审美…视频大模型的底层是叙事和话语权…”

从意识形态塑造的角度这样看待大模型，实在是一针见血。不过也许这是否认了技术的中性因素，也要承认意识形态也在塑造模型，这是区别于其他技术的关键点。

如果说 AI 对制造业的影响是重塑物质生产格局，那么其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则是重塑精神认知世界。

模型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价值观、审美标准和叙事逻辑的体现。

语言模型定义“何为真理/共识”，图像模型塑造“何为美”，而视频模型则掌控着“故事如何讲述”的权力。

“谁掌握了语言大模型图形大模型视频大模型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由此，他得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对AI大模型（包括数据、算法、算力）主导权的争夺，本质上就是对21世纪全球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他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力量的运作方式：通过 AI 生成引人入胜但内核一致的叙事（他戏称为输出“文化垃圾”的案例），可以潜移默化地催眠目标受众，塑造其认知框架，使其上瘾并丧失抵抗力。一旦成功塑造认知，便掌握了定义“合法”与“非法”、“神”与“鬼”的权力。

“我们要上升到这个层次上，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概念，来讨论人工智能的主导权的问题。”

基于此，翟老师毫不讳言地将 AI 主导权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最高层面。他以 TikTok 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为例，说明了新兴平台和算法如何在传统媒体霸权之外开辟新的意识形态战场。中美在大模型领域的竞争，远不止于商业利益，而是关乎全球政治版图和文明走向的根本性较量。

AI赋能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将可以变得大大扁平化…最高领导人直接今天召集会议…一竿子到底…”

最后，翟老师探讨了 AI 对国家治理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冲击。他回忆起信息时代初期的思考，认为AI和大数据将使传统科层制的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信息传递在层层官僚体系中必然存在的扭曲和博弈，传统治理效率低下。而AI则可能实现大大扁平化：高层可以直接获取更真实全面的信息（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反腐，“概率上来说，此人值得怀疑”），也可以将决策和意图（甚至是个性化定制版本）直接传达给基层乃至每个个体。（这边我就觉得有点理想了）

“自古以来最高领导人皇权跟相权跟官僚阶级的博弈，从此可能也将迎来一个历史的…终结…或者大转弯。”

这种“一竿子到底”的潜力，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最高权力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博弈关系，带来治理效率的极大提升。但他似乎也暗示了这背后可能潜藏的权力结构巨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终结”还是“大转弯”，他并未给出定论。

两种加速主义

“今天我们的国际秩序就这么塑造…此时此刻，我们是这个世界上酝酿着新的三大意识形态…两种加速主义…”

在演讲的结尾，翟老师引入了关于当代意识形态竞争格局的判断。他认为，世界正从20世纪中期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共产主义的三方博弈，演变为21世纪中期的新格局：衰落中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两种“加速主义”的对决。

一种是右翼（或极右翼）加速主义，以精英为中心，信奉科技力量，甚至带有“黑暗启蒙”色彩（追溯到尼克·兰德对十八大前中国南方的“理想国”想象），认为应由技术精英借助AI等力量成为“超人”来主导世界。这种思想在美国西海岸科技圈有一定影响力，并可能影响未来的政治走向（如特朗普第二任期）。

另一种，则是中国正在探索的道路，翟老师称之为“左翼加速主义”或更贴切地说是“民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科技向善、资本向善（要敲打只顾“从老百姓盆盆罐罐里抢钢镚”的资本），在加速科技进步的同时，要兼顾公平、伦理与共同富裕。（说起来左翼加速主义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他认为，这两种加速主义路线的竞争，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轴，关乎人类文明的前途。

03

宏大的叙事框架和极具冲击力的判断是我认为翟老师这次总结性、即兴演讲的关键。前面也提到，我认为是存在很多未知因素的，我也提出一些审慎观点与追问，同时也是和AI共同探讨、调研、追问的结果：

AI自动化确实能撼动人力成本这一环，但这远非全部。生态红线（绿水青山）、土地与能源的刚性成本、以及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战、供应链自主可控），这些“重力”依然强大，AI能独自对抗吗？甚至，AI驱动的柔性制造和智能供应链，难道不会反过来催生更分散、更贴近市场和资源的生产网络新格局吗？

AI足以锁死全球产业格局吗？还是会催生新的多元网络？

将AI主导权视为国家存亡所系，这无疑是现实的战略判断。但一个根本性的悖论随之而来：当一项技术被赋予如此塑造思想、潜在控制社会的能力时，如何确保它始终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初衷，而不是反噬其本？历史上，服务于“人民”的宏大叙事与工程，最终异化为压制个体的工具，屡见不鲜。

AI主导权最终是服务于“民本”，还是会通向新的权力集中？

AI带来的治理“扁平化”和效率提升显而易见，但其暗面——信息与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样不容忽视，这天然导向极权风险。以“大数据反腐”为例，“概率性怀疑”或许高效，但轻言“未侵犯人权/隐私”，在法理与伦理上站得住脚吗？

追求AI带来的极致效率，代价会是人民权利和法治边界的模糊吗？

将世界意识形态简化为“两种加速主义”的对决，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的框架，但也可能因标签化而遮蔽了现实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并且需要明确，将西方科技精英直接等同于“黑暗启蒙”驱动并非发言者的原意，而是需要警惕的一种解读倾向）。技术突破是全球知识、资本、市场、国家战略等合力的产物，简单将其归因于特定意识形态，既不准确，也可能导致战略误判。

标签之下，驱动AI实践的真实价值取向是什么？

坚持自身“民本”价值的同时，保持对全球技术生态的开放心态和审慎观察，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陷阱。

一些简单宏大的思考，推荐观看原视频。